诸子百家管理思想简介

1、儒家

儒家，萌发于周朝的礼乐文化，由春秋时期思想家孔子创立。儒家以仁、义、礼、智、信等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内仁与外礼相辅相成，重视伦理道德和家族亲情关系，提倡教化和仁政，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实现小康社会，继而追求世界大同。儒家积极的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儒家自孔子创立后，经孟子、荀子发展，之后延绵不断。秦始皇时期实行“焚书坑儒”，儒家学派受到重创。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自此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推崇的思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汉朝之后，儒家思想先后经历了道家玄学和佛教文化冲击，到了宋朝出现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把儒家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而明朝的陈献章、王守仁等则在反对朱熹某些思想方面，推动了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所谓的宋明理学。同时，以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江右、浙东事功学派也大放异彩，在明清更迭之际进一步发展为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可惜被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所窒息，导致专注考据训诂的乾嘉学派成为18世纪儒学的主流。直到19世纪，为回应西方现代文化冲击，经晚清民初康有为、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的努力，儒家义理之学发展到现代新儒学的新阶段。

儒家思想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亲亲，尊尊”的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伦理道德体系和管理思想体系。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核心就在一个“仁”字，也就是要弘扬人与人之间的爱心，推己及人，形成人与人之间“互敬互信”的和谐关系。儒家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有着极大的不同，它把管理分为四个密切关联的层次，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君子务本”，推行“王道”和“礼制”，实现人、组织和社会三者的同步发展。儒家看上去重义轻利，重本轻末，似乎与现代市场经济不适应，但实际上，当代中国还有日本等地区都有一批企业把儒家思想融入企业经营管理，取得了较大成功，说明儒家思想具有强大生命力。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初有六经，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后《乐经》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故有儒家《十三经》之说。南宋时期朱熹从《礼记》中选出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两部经典放在一起，合称《四书》。

2、道家

道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产生初期——伏羲氏画八卦，就蕴含着道家思想，周朝姜尚（姜子牙）就有非常深刻的道家思想。春秋时期，老子（李耳）在继承先贤的基础上，撰写了《道德经》一书，标志着道家的创立。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而无不为、主张道法自然，在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等各个领域都有非常深刻的管理哲学思想。战国时期，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形成了强调修身养性的老庄学派和重视政治管理的黄老学派。

汉朝早期，为了消除长期战乱对社会经济的破坏，统治者选择道家作为治国思想，造就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阚泽记载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汉武帝执政后，“崇尚儒术”，道家的发展暂时受到压制。魏晋南北朝时期，谈玄之风兴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魏晋玄学。此后老庄成为道家正统，一直延续至今。魏晋南北朝后，道家思想成为士大夫失意之后的精神寄托。唐代道家思想也一度受到官方的推崇，而变得非常兴盛。晚清时期，西学东渐，被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受到强烈冲击，而道家思想反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振兴。当代还有学者提出了诸如新道家、道商等新概念和理论，有的还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诸多应用和推广，说明道家思想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始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开创者，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在老子看来，万物的生成是由道和某种物质相互配合形成的，道支配着万物的生长和发展。老子主张通过以道治国、推行无为政治来实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当他发现治国理想无法实现时，便选择了退隐，主张守柔不争以保身、修身。老子的《道德经》一书五千言，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老子的哲学是从宇宙到人生再到政治。“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由人生论、社会论和政治论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概括。老子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其思想的传播，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和心理都有深远的影响。庄子信奉老子的学说，同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道家的经典主要有：《道德经》《庄子》《列子》《黄帝四经》《关尹子》等，此外，还有大量的道教典籍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的道家思想。

    3、法家

法家，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以富国强兵为己任，强调运用“法”“术”“势”进行管理。大体上，法家几位重要代表人物——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而韩非综合各家之长，兼言法、术、势，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法家着眼于法的实际效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礼作为维护社会运转的基本规范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管仲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推行法制。子产铸刑鼎，使民知所守。战国时魏相李悝首著《法经》，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奠定了法家的基础。商鞅相秦孝公变法改制，主张“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慎到在推行法制时，注重君主之“势”即权威在法治中的作用，强调中央集权。申不害则注重“术”的运用，着重阐述君主驭臣之术。韩非子对法家学说进行了全面总结，强调法、势、术三者相结合，君主居极尊至重之势，行法施术，以治百官民人。

法家思想伦理管理、社会管理、政治管理等诸多方面，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管理主张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发展经济，是法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早期法家，变法图存，通过发展经济，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其二，尚法明刑，主张对破坏变法的人处以重刑。在理论上来说明为什么要严刑峻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主张，诸如刑赏的相互为用，而以刑为主，重刑少赏，先刑后赏等。其三，君主专制，法家主张君主专制，集大权于君主一身。商秧曾言，治国三要素，包括法信权，而权是君主所独断的。这三个方面共同构筑的法家思想是一个有机的组合，相互支撑，发展经济是其基础和出发点，实行君主专制和建立中央集权制是其目标，而尚法明刑又是发展经济与君主专制的法律保障。并提出了法律制定、循名而责实、好利恶害、治道不法古、刑无等级、依法办事、法律稳定、法布于众等治国之道。

《隋书·经籍志》列出的法家经典有《管子》十九卷、《商君书》五卷、《申子》三卷、《慎子》十卷、《韩非子》二十卷、《新书》三卷、《正论》六卷、《法论》十卷、《政论》五卷、《阮子正论》《世要论》十二卷、《陈子要言》十四卷、《蔡司徒难论》五卷等。

4、墨家

墨家，创始人为墨翟（墨子）。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钜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

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传世。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墨子早年师从于儒者，后弃儒创墨，故虽墨家大多数主张与儒家对立，但也深受儒家影响。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后期墨家分化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类”“私”等3类概念，对判断、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墨家的主要作品为《墨子》。自秦以后，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如见于《新序》《尸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战国策》《诸宫旧事》《神仙传》等等。

5、兵家

兵家，是研究军事战略和军事管理活动的思想流派。有战争就有如何用兵的问题，因此，兵家的起源非常早。但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当属记录了夏商周三代军事理论的《司马法》，《司马法》相传由姜尚编撰，后被齐国军事家司马穰苴整理流传到今天。司马穰苴和《孙子兵法》的作者大军事家——孙武是同族人，显然，孙武能够写出《孙子兵法》这样的经典，离不开他的家学渊源。战国时期，他们家族又出了一位军事家——孙膑，著有《孙膑兵法》。

兵家著作中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先秦时期是中国兵家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后世兵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后世兵家在战略层面很少有能够超过先秦兵家的，后世兵家大多数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兵家思想基础上，在具体的军事策略和军事管理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从秦汉到隋唐是中国兵学思想发展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的兵书不多，但大量的战争实践丰富了军事理论。此外，这一时期的兵学思想更多体现在对策上。所以，这一时期最精彩的兵学思想不是在兵书中。宋代兵学是中国古代兵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高峰。更重要的是，宋代兵书分门别类，更加专业化。宋代兵书有专门研究军事制度的，此外宋朝还专门编撰了《武经》，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集，成为后世兵家学习者的必读教材。明清时期，中国兵学思想发展进入守成阶段，这是中国古代兵学的终点，但仍有其显著特色。

兵家主张运用武力通过战争来达到，打败对手，统一国家的目的。兵家一切手段都是为获取胜利。《汉书·艺文志》把兵家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兵家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时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时孙膑、吴起、尉缭，汉初张良、韩信等。兵家著作非常多，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三略》、《尉缭子》、《武经总要》、《武备志》等等。

6、名家

名家，又称讼者、辩者、察士、刑名家。中国严谨逻辑思想开创者，和西方逻辑思想之先锋亚里士多德同期。名家为先秦诸子百家中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的学派，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六家之一。

名家以严谨逻辑思想而闻名，开创了逻辑思想探究，包括对思想中最基本的元素“实”与“名”和各命题关系的诠释，著名的命题包括“历物诸题”“辩者诸事”等。名家学者首先将“语言”与“事实”分离开来，让语言变成纯粹运思的符号。又任意挪移这些符号，有意识的违反语言约定俗成的内涵与外延，使得变异的语言本身就变成哲理思辩的内容。名学家认为语言不再只是思辩用的工具，而是思辩的主要对象。在语言与事实分离之后，惠施借由瓦解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确定关系，从而消解语言认知和经验知识带给人们的固执，并理解相对的视角。当万事万物皆不存在绝对的分别时，就能到达天地一体的境界。

名家派别主要有合同异派、离坚白派、坚白同异派等。合同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施，这一派主张一切现实差异都只有相对的意义，提出人们在认识中应该否定差异的界限，直至承认一切对立都为无条件的同一，“毕异”的本是“毕同”的。离坚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公孙龙，这一派注意到事物和名称的差异、独立和稳定，强调不同名实的不同质的规定性和发展的中断性。他们认为，万物都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同的，甚至一物之中的各种属性也是互不相关的。两派各持一端，合同异派夸大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动不居的特性，犯了相对主义的错误。离坚白派夸大事物的相对独立和相对静止的特性，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墨家、杨朱提出了“坚白相盈”的命题，荀况强调“制名以指实”的原则，形成坚白同异派，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古代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发展。

名家著作较多且不断发展完善。先秦纯理论有《邓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十四篇等。汉魏时出现《申鉴》《中论》《政论》《士操》《形声论》《人物志》等。后期其与其他学派融合发展，魏晋与隋唐时期有《顺中论》《回诤论》《如实论》《玄珠录》《辩士传》等作品。直至清末近代，严复的《名学浅说》以及王国维的《辩学》、 金岳霖的《论道》都与名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7、阴阳家

阴阳家，是盛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一种哲学流派，齐国人邹衍是其创始人，阴阳家的学问被称为"阴阳说"，其核心内容是"阴阳五行"，阴阳学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称阴阳家的学问"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则直接受到邹衍学说的影响。《史记》记载:《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故阴阳，五行观点最早由《周易》提出。

阴阳家思想将自古以来的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建构了规模宏大的宇宙图式，尝试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阴阳家的哲学思想主要是"阴阳说"和"五行说"。"阴阳说"是把"阴"和"阳"看作事物内部的两种互相消长的协调力量，认为它是孕育天地万物的生成法则。"五行说"则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不断循环变化"的理论发展出"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研究阴阳五行说，能从天体的运行的计算来制订历法，掌握世间万象。到后来，发展出专门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天文家"、研究历法的"历数家"后与"五行家"相结合。

在蒙昧的科学洪荒时代，为了避免灾厄，人们总是希望能预先得知天地变迁的异动，"阴阳五行说"的出现将这一愿望变成了现实。"阴阳"的主导思想是以五行决定政治，"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即以"阴阳消长，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

中国贤哲拈出"阴阳"二字，来表示万物两两对应、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便是讲"阴阳"变化的数理和哲理。其基本思路: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学说是在气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明，水火，温凉等运动变化中一分二的结果，这样就抽象出来"阴"和"阳"两个相对的概念。阴阳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事物，所以"阴阳者，有名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人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它也是关于宇宙社会属性及其变化规律的范畴系统。五行的"行"字，有"运行"之意，故五行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便是变动运转的观念，也就是"相生"与"相克"。

《汉书·艺文志》载：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公梼生终始》十四篇。《公孙发》二十二篇。《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乘丘子》五篇。六国时。《杜文公》五篇。《黄帝泰素》二十篇等等，但现存少量残文外，均已亡佚。

8、纵横家

纵横家，因称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者为“纵横家”。纵横即合纵连横。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他们崇尚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的技巧，注重揣摩游说对象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或拉拢或分化，事无定主，说无定辞。一切从现实的政治要求出发纵横家在战国时期的社会舞台上非常活跃，其思想和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纵横家是谋圣鬼谷子创立的学术流派。从战国时期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纵横家的发展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战国七雄确立的初期，各国虽都纷纷称王，但立国尚未稳固，大都忙于巩固内政，而无力外战，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还不太大。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众弱联合以攻伐一强的合纵运动为主。代表人物是惠施、公孙衍。第二阶段：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愈激烈，国际政治形势变化迅速而频繁，纵横家的作用更加重要。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合纵连横运动适应着各国之间政治、军事、外交及经济形势迅速而复杂的变化，而达到了高潮。其标志一是产生了众多的纵横家代表人物，最为著名的有苏秦、张仪、虞卿、甘茂等人；二是纵横家的行为模式基本形成，而其思想与文化的内容也发展成熟，终于确立起独具特色的纵横家思想及学术流派。第三阶段：战国时期以统一中国为目的的兼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秦国由于成功地实行了纵横家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为特点的新的连横政策，经过长期的政治和外交攻势，发展成为最大的强国。这个阶段纵横家发展的特点是以秦国纵横家的连横运动为主。这一阶段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是范雎、蔡泽。

纵横家智谋是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国际形势的产物，其兴也快，其衰也速。在汉代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以后，纵横家智谋就很难再有用武之地了。虽然历代都有余音，但却很难再有大的发展了。纵横家的思想主要为纵横，或合众弱以攻一强，此为纵；或事一强以攻诸弱，此为横。前者主要以连为主，故可知如何能用外交手段联合团结，是为阳谋多阴谋少；后者主要以破为主，故可知如何利用矛盾和利益制造裂痕，是为阴谋多而阳谋少。此为战略思想，是行辩术成大事的基础。若此不查则必游说而不成。对纵横谋士的要求：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

今仅存《鬼谷子》十三篇、《战国策》三十三篇（非其门徒著，主要是纵横谋士之言行，也可以为纵横家实战演习）、《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

9、农家

农家，是先秦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流派，奉神农为祖师，祖述神农，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由于儒家轻商农，东汉中期以后农家迅速衰落。

农家在战国时地出现不是偶然的。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使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以至于反映劳动者利益的思想学说，在当时也能有存在的条件，墨子、杨朱和许行正是劳动者的思想代表。但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与阶层各不一样，因此其思想又各有差异。墨家是小手工业者的思想代表，杨朱学派代表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则是下层农民的代言人。历代学者对农家多有定义，一致肯定农家与农业技术研究有密切关系。有学者直接指称汉代以后的有志于农者为农家，也有学者自称农家，可见，农家发展的历史跨度不仅仅局限于先秦，而是一直延续至清中期。农家正式形成于战国，以许行为标志，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并参与了“儒农论战”。农家在先秦获得较大发展，其游学范围经历了由楚→宋→鲁→齐→秦的变化。两汉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出现了较多农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农家文化，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魏晋至唐末，农家虽然不多，但出现了划时代人物贾思勰，其在农家文化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隐士开始融入到农家群体之中。宋元时期，农家又一次集中出现于较短的历史时期，南方农业技术得到系统总结，而且出现了南北技术融合的趋势。史至明清，农家学者身份多样、研究成果卓著、研究内容广泛而深入，使古代农家文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农家主张顺民心，忠爱民，修饥谨，救灾荒，农本商末。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中，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农家主要著作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七篇，《尹都尉》十七篇，《赵氏》十七篇等等，均已佚。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散见在诸子的著述中，虽星星点点但仍然值得重视。

10、医家

医家，指医学理论学派。中国医学理论的主要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

我国古代医德，一般来说深受儒家“仁”的伦理道德观念、墨家“兼爱”的道德原则以及佛教“大慈大悲”“普救众生”的教义影响；总的来说特点是：注重医德和医术的统一、医德规范与医德实践相结合；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强调天人合一，人际关系和谐，讲究中庸之道；具体来说有以下主要内容：一“医乃仁术”的行医宗旨；二尊重和珍视生命的“贵人”思想；三“普同一等”的行医原则；四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五清廉正派的行医作风；六尊重同道的谦虚品德；七忠于医业的献身精神；八注重道德的自律和修养。

春秋时期扁鹊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著有《内经》，发明了四诊法(即望、闻、问、切)。扁鹊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医学，并能吸取民间的医疗经验，在医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东汉时期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后来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明代李时珍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他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这一著作。

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目前学术界看法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书。《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从整体观论述医学，呈现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它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被称为医之始祖。《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是中医现存较早的经典著作。全书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病因、针刺等方面。《伤寒杂病论》是一部论述外感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医学典籍。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是已知最早的中药学著作。它记载了365种药物的疗效，多数真实可靠；它提出了辨证用药的思想，所论药物适应病症能达170多种，这对中药学起到了奠基作用。

11、小说家

小说家，是先秦与西汉杂记民间古事的学派，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其书多已亡佚。

根据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说家所做的事以记录民间街谈巷语，并呈报上级等为主，影响没有其他流派大。但小说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侧面，是其它学派都无法所能代替的。

古时之人以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多以之谤之。而至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随着小说慢慢发展，它开始涵盖其他志怪、传奇、杂录等的文学作品，渐渐接近英文Novel或者Fiction的意思，只可惜早期的小说文类大多数都没有记载作者的名字，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考查。一直等到明清时期，由于说书人、戏曲流行于中国各地，各式的章回小说在民间极其风行，受到百姓的喜爱，再加上印刷术的发明以及推广，小说的传播也更加便捷，小说家的名字也被印在书本之上，因此小说的作者也就相对容易考查。

西汉的虞初在汇编丛谈之小说上很有成就，著有《虞初周说》，内容为其所辑小说之汇编，篇类近千，非汇编而何。然卷帙浩繁，尤易散失，故其书亡佚亦早。据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由此可见，虞初在整编小说上的地位。其它小说家著作有《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等等，均已佚。今据存目观之，小说家著作体例似外史、别传、笔及之类，其立说托诸古人者有《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说》；杂记古事者有《周考》《青史子》《虞初周说》《百家》等共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多篇。

古代小说家所著之书，今多亦亡佚，故其学说，已难考查。班固写《汉书·艺文志》时，摘取了今已亡佚的古书《七略》所录，将十五本著作编入“小说家”的名下，并凭借自己的理解作注解。近代著名小说家也有很多，他们的作品获得了主流社会的认可，对民族文学有推动作用。

12、杂家

杂家，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是以道为本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杂家的出现，体现了诸子百家争鸣交汇的动向，也反映了政治上诸侯割据走向全国统一的趋势。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杂家充分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精华思想，但并非对其进行简单地杂糅，而是贯之以“王治”“国体”，成为总结学术的会通之学。自先秦至唐代，杂家的脉络演变清晰可循。杂家思想最早发端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该书对诸子百家学说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概括总结，不别门户，集其大成。西汉以降，初崇老庄之道术，后尚孔孟之儒法，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方士编成《淮南子》一书，进一步继承杂家思想，以老庄思想为主，兼采各家所长，体系博大，内涵精深。有唐一代，以魏征为代表的政治家们更是继承杂家的视野与心胸，将当时之世的先进思想(如东汉兴起的道教、魏晋盛行的佛教)融贯调和，注入到大唐的政治体系中，奠定唐代包容会通、兼收并蓄的主基调，使得唐朝出现“贞观之治”的历史性盛世。从吕不韦到魏征，杂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治国主张，成效斐然，影响深远。

杂家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战国时期商鞅门客尸佼、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

13、商家

商家，又名货殖家。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以后，一些工商人士汲取其它学派有益于经营管理的思想养分，总结前人经营管理方面经验，并结合个人经营管理上的探索和实践，创立了颇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思想。同其它学派一样设学授徒，形成了一家独树一帜的学派，按先秦百家的说法，这一派应作商家。

中国传统商业文明渊源于华夏民族的上古天文智慧，发轫于神农氏时期。即《易经·系辞》中所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噬嗑者，取象于天，求天（生态）、地（社会）、人和谐共生之商业模式。《货殖列传》载商家有计然、范蠡起、子贡、白圭、猗顿、吕不韦等人，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业界名人。秦汉以后也出现一批富商大贾，如宛孔氏“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曹邴氏“贳贷行贾遍郡国”，“富至巨万”，影响到邹鲁文人“多去文学而趋利者”等等。

先秦商家学派的思想与活动，在我国经营管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国古代国家管理者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家学派的经营管理思想无法得到传播和发展，其历史地位无法受到封建史学家的重视，基本上被排斥在正史之外。透过有限的史料，仍能看到商家学派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成就。经营管理中的“取予之道”是商家学派的重要思想。“取”指收入、利润之类物化的经营管理效益，“予”是指为了获得一定效益而投入的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经营资本。要想有所“取”，就得有所“予”，它们是相互对立的一对具有辩证统一关系的矛盾。经商之路是修行之路。“道之所存，利之所在”。“为天下利，取之有道”，则可以“以无厚入有间”，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君子爱财，取之以道”是彼商道。

以范蠡、白圭为代表的先秦商家学派提出了许多经营管理之道。白圭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极为强调“乐观时变”原则，认为一位成功的经营管理者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方面的素质。白圭善“观时变”和“趋时”，当人们竞相争夺热门货经营时，他表现出异常的冷静，不参与仅有短期效益的经营活动，专心致志于研究和开发他人无暇顾及的冷背货市场。在“观时变”后，依“人弃我取”的经营原则，提出了“欲长钱，取下谷”的经营对策。范蠡辞官从商后，以“计然之策”指导自己的经营。计然之策在论述商品价格变化规律和对策时指出：“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商家古代少见专门经典，主要著作为：《计倪子》《史记·货殖列传》《士商类要》《客商一览醒迷》《商贾便览》《生意世事初阶》《贸易须知》《杂货便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