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管理思想简介

1.夏朝时期（约前2070年-约前1600年）管理思想

该时期自我管理思想的典型代表是遵从天道，强调“顺道则吉、逆道则凶”，“道存于心”，并以此作为自我修养的重要原则。同时，管理者需要修“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更要在取得功绩之时“谦逊礼让，不自满假”。夏朝是原始社会过度到奴隶社会的时期，禹之后从政治上便真正步入到了“家天下”的时代。对于家庭和家族的管理主要从负面教训的角度来体现，一是要戒“禽荒色荒”，二是要戒“羲和湎淫”。夏朝的国家管理水平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确定了“甸、侯、绥、要、荒”五服管理思想，每服之内，为其小数，定其差品，各有所掌。在经营管理上，虽然定九州之土、之田、之人功、之赋，物之所出、所贡，均以壤度之。九州贡赋，等差交错，量时量力，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管理原则。

2.商朝时期（约前1600年-约前1046年）管理思想

自我管理方面注重修己，修己又以修德为先，故内忠信而外行合宜，不令而行。对于管理者而言，修德之本在于为善，为善之要在于爱敬。在家庭和家族管理方面，商朝管理者留给后世的更多是教训。在国家管理方面，依然是依靠统治者的个人品德以及家族的和睦，又假借于天，任天命行人事，构成了殷商时期国家管理思想的总基调。在军事管理方面，以庶民为兵，并出现了编制正式化和武器存放制度化的思想。

3.西周时期（约前1046年-前771年）管理思想

在自我管理方面，强调必须做到为政敬身畏惧，不敢荒怠自安，不得有形逸，更不可有心逸，时时刻刻把人民放在心上，方能治国。治国之要，在于得民，得民之要，在于专心，正身行己，俭于身而厚于人。周朝的家族管理与国家管理其在思想深处、在其本质上是一致的，强调治家要均一，不失职，夫妻能以礼自防，能循法度，节俭正直。至于治国，先内后外：其先正人伦，乃和亲族，其化自内及外，德被天下。为政之道，明德慎罚；为政之要，以教为首。在经营管理方面，主要是相安于徹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在军事管理方面，强调“正治之德”，突出军威力量，并初步确立了军事组织层级指挥思想，设有军、师、旅、卒、两、伍。

4.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管理思想

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交织碰撞。在自我管理思想方面，儒家强调“恭、宽、信、敏、惠”五种必修之德，道家强调“法天贵真”。在家庭管理思想方面，强调“兄友弟恭”。在经营管理思想方面，墨家强调“发令兴事、用财不费”，商家强调“择人而任时”。在国家管理思想方面，儒家强调“君子不器”、“举直错诸枉”，道家强调无为而治；法家强调法德并举，赏罚有度。在军事管理思想方面，兵家提出了以战止战、兼爱其民的思想。

5.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21年）管理思想

战国时期在自我管理思想方面，儒家强调执经达权，化性起伪。在经营管理思想方面，商家提出“乐观时变”“取予以时”的经营时机论和“智、勇、仁、强”的经营素质理论。在国家管理思想方面，儒家强调以德服人、实施仁政，墨家强调“尚同”“尚贤”。在军事管理思想方面，出现了“修道保法、爱兵如子”的思想，“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军事竞争思想。

6.秦汉时期（前221年-220年）管理思想

在自我管理思想方面，出现了养神是自我管理的根本之说，良好的自我管理是和于天道，合乎人的本性。在家庭和家族管理思想方面，父家长权威逐步加强，出现了以法治家、以养育德、以孝传家的思想。在经营管理思想方面，主张选择本富为上的经营策略，以奇取胜的经营思路，提倡专业化规模化的经营方式。在国家管理思想方面，有人倡导“严刑峻法、法令一统”，也有人提出“持柔”“迟重”“温厚”“柔懦”的治理策略。在军事管理思想方面，出现了高度集权化的军事领导思想，兵源管理则从征兵向募兵转变，出现了以屯田为主要依托的军事补给管理思想。

7.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220年-589年）管理思想

在自我管理思想方面，出现了养德立德、淡泊宁静、慈悲济世的主张。在家庭和家族管理思想方面，家族首领是家族管理的不二核心，重视伦理及家教的重要性，并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管理女性成员思想。在经营管理思想方面，南方实行私家田园式经济发展模式，北方实行坞壁式经济发展模式。在国家管理思想方面，以刑名法术之学作为指导，在具体治国实践中体现了以刑为先的精神，兼采以礼治平思想，主张唯才是举、随宜设科、权谋机变。在军事管理思想方面，出现了中外军分治的军事领导思想，创立了中外军制度，首创了世兵制，政治治军、教化治军、文武兼备等军事战略思想。

8.隋唐时期（581年-907年）管理思想

自我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穷理尽性”“正心”“至公”“以性制情”等道德修养思想。家庭管理思想方面，强调了克己修身、忠孝和顺、勤学守礼、勤俭持家、谦虚谨慎、正直无私、知人善任等要求。经营管理思想方面，出现了遵循人性之道、物性之道及自然之道的经营思想，继承了取与合义、义利兼顾的思路。国家管理思想方面，继承了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的思想，提出了君主不可独治、应有群才辅佐共治的思想，以及简化品秩的管理层次控制思想。军事管理思想方面，强调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由军区或者三省分权决策、执行；实施了府兵制，变兵民分离改为兵民合一；强化了马政管理，出现了马政管理专业化、精细化思想。

9.五代十国时期（907年-979年）管理思想

自我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性三品论与复性论。家庭管理思想方面，因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故重视谱牒编纂，依不拘辈份原则，选德才兼备之人根据家法来管理打造义门家族。经营管理思想方面，出现了改革榷盐为民产官收、商运商销，改漕运为官督雇佣制，以商赈灾和平准买扑等调动商业积极性的表现。国家管理思想方面以削除繁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为主，以两税法和三司理财精简财政，并裁汰僧尼，毁佛铸钱。军事管理思想方面，将中央禁军制与募兵制结合，并加强备边，设置水军。

10.宋朝时期（960年-1279年）管理思想

自我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人五类说、性五品论、上智下愚中人说，以及“不动心”“存天理，去人欲”“穷理尽性”和“尽性穷理”“持敬”“慎独”等修养方法。家庭管理思想方面，敬宗收族，设宗子团结族人、管理家族事务，主张各家族建通过族长、祠堂、族田、祭祀、家法、家礼来加强家族的凝聚力。经营管理思想方面，强调治己之生是最根本的，是富民（治民之生）、富国的基础；提出选择出售时机以获取高利润、按阶段、不同材质定价出售、利用空地和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化害为利、顺势而为等思想；倡导集约经营、精耕细作。国家管理思想在人口管理中倡导分户等管理，在财税管理中提出“以义理财观”，撙节财用；在官员管理中将科举取仕与恩荫补官入仕相结合。军事管理思想方面，强化了层级控制思想，实施了“阶级之法”；首倡武学思想，建置武学，培养军事管理人才。

11.元朝时期（1271年-1368年）管理思想

在自我管理思想方面，提出“理一分殊”思想，仁义礼智是人的“本然之性”，是“理一”，贫富贵贱是人的“气禀之命”，是“分殊”；提出持敬、谨慎、省察、离物自省等修养方法。在家庭和家族管理思想方面，强调以孝治家族、以亲亲仁爱思想来治理宗族；还对家庭家族内部管理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管理好大家族中的小家族、大家庭中婆媳、妯娌关系、宗族中各房派关系，处理好与其他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赈济同宗的贫困和鳏寡孤独之人等等。在经营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生者以利为本”，出现了承包经营。在国家管理思想方面，对人口实施等级管理，对流亡人口实行采取择令守、轻赋役、议赈贷；在科差中坚持“先富强，次贫弱”的原则，促进科差负担合理化；为了保证商税的如实征收，十分重视税务官的选任与考核激励；遵循以农桑为本的治国方略，倡导立社劝农的思想；提出了“九征”“二十六美”“三要”选贤任能思想。在军事管理思想方面，强调了权力分置的军事体制管理，由枢密院负责调发、管理全国军队，而兵部仅主要负责军队的通信、马政、屯田等事务；提出了“兵贵精而不贵多，在强而不在众”的军事战略管理思想。

12.明朝时期（1368年-1644年）管理思想

在自我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天地之心”的观点，倡导不断克除“人伪”的“存心”之法；主张通过弭欲、遏侈纵、充仁、固本、闲邪和具体科目实现“治心”，强调“静观”、“夜思”的为学修道功夫。在家庭和家族管理思想方面，继续强调纂修谱牒，强化政治化、族谱伦理法制化；更重视尊世系、序昭穆、尊祖、敬宗、收族，对族人的劝诫，通过褒贬以教化族人；推行宗族乡约化，宗族对族人的职业选择、嫁娶、丧葬、闲暇娱乐、人际关系等日常行为，都提出规范；为防止族产流失，对族产进行登记、编册，载入谱牒，使族产世代相传。在经营管理思想方面，认为要“量力”、“审所尚”，即根据各人的能力和兴趣来选择家庭经营的对象或途径；在商业管理中遵循“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的原则，遵循“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营销策略；特别重视经商中必须选对经纪人（即牙人、牙侩等）以及与自己发生贸易关系的商人。在国家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抚民之道，要在均其赋役；均赋役之道，尤在核其户口”的赋役管理思想；在官吏选择上强调多途径考试选拔，提出了地理回避、亲属回避等官员任职回避思想。在军事管理思想方面，强干弱枝，合理布局京军与地方军，得臂指权使之势；在兵源上主张多种形式并举，采用了世兵制、募兵制、府兵制、民兵制相结合的办法；主张通过举保、荐举、评议等方式选拔武将，注意将领的实战经验。

13.清朝时期（1616年-1911年）管理思想

自我管理思想方面，批判宋儒人性二元论和程朱理学中的“气禀”说，提出一元人性论；主张“悔过自新”，功夫在于静坐。家庭和家族管理思想方面，主张发挥宗族组织的佐治作用，建议国家赋予宗族组织一定的行政、司法权力，部分代替政府管理基础民众，通过堂祭祀活动和会食宴享等来实现“合族之道”，通过教化和普法宣传活动，实现宗族内部控制与矛盾调和最终保护族产。经营管理思想方面，着眼于地主家庭如何“保田产”而“持久远”，建议“防鬻产”“择庄佃”“善经理”，并指出“工商皆本”“重视末富”，应鼓励私营经济、进行学徒培养、重视对外贸易，向商人以钱货结合的形式收取税赋，推动贾儒相通。国家管理思想方面，以编审人丁、户籍保甲鼓励开垦，“摊丁入地”简化田赋征收手续并实行均役减差，去害财者以丰财并控制钱币发行量促进流通，用禁赌博、禁邪教、禁械斗、戒侈靡、戒游惰、禁邪书、禁鸦片、禁溺女婴、禁闹丧和停柩不葬匡正社会风气，推动水利、城墙、漕运、海运等公共工程建设，通过监察、京查考核官吏。军事管理思想方面，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和兵部，操练八旗、绿营、防军、练军和新军，办军事学堂、用仁礼治军，上下相维，将卒亲睦，但求其精。

(注: 历代管理思想的内容主要参考于江西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吴照云教授领衔的中国管理思想研究团队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成果《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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