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路明，男，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81级工业经济班校友，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2012年7月，儿子从北大元培学院毕业，我问他，同学分别时依依不舍吧？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两百多个同学，学什么专业、选什么课的都有，毕业时有的同学甚至还没怎么见过”。看到当今大学生学习生活状况，在感慨三十年来巨变的同时，我的思绪也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母校江西财经学院读书的四年青春岁月。那些快乐美好的时光，那段紧张却又自在的学习生活，如春笋般在内心深处扎下了根，伴随着岁月生长，让人想起来就觉得温暖鲜活。

一、初识江财
    1981年7月，我从江西省奉新县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学的是文科。当年我的高考成绩是381分（语、数、政、史、地五科均为百分制，外语按50%计成绩），虽未上重点线，但比普通本科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高了21分。
    那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叫得震天响。除综合性大学外，文科院校与理工科院校在招生方面是严格分开的。在江西省内，除江西大学、江西师范学院文理兼收外，江西财经学院是唯一一所只招收文科学生的大学，其他如江西农业大学、江西工学院、江西医学院、华东交通大学等则清一色地只招收理工科学生。我因为高中学文科，填报志愿时选择面很小，除了江大、江西师院就是江财了。
    记得填报志愿时，对财经专业基本没什么概念，以为毕业后只是做会计、拨算盘，感觉自己性格上喜动不喜静，做会计有些犹豫。有人告诉我说，工业经济管理专业是培养厂长、经理的，我一听，觉得这个好，就填报了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就这样，在对母校几无所知的情况下，我走进了江财的大门。

二、校园印象
    入校报到时，学校统一派车在南昌火车站接站。印象中，我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校车才到达了位于南昌市北郊下罗的母校。下车一看，校门并不大，但校牌上“江西财经学院”几个字很是遒劲有力。学校周围除了农大、交大、油漆厂、客车厂等几个单位外，多是农田、菜地和山林，远处一些农民正在耕种，几处炊烟袅袅，一派田园风光。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一方面觉得一切都亲切熟悉，仿佛还在家乡；另一方面，也隐约为母校没有坐落在繁华市区而有些遗憾。
    和其他大学相比，那时江财校园面积并不大，但由于是新建的，建设布局有规划，感觉很精致。学校分两个区，教职员工统一住在一处叫“西山头”的地方，有10栋左右的宿舍楼；学生区则设在距“西山头”300米的地方。两区间有一垄稻田和一个小湖相隔，湖中时有三两只野鸭、几只水鸟游走嬉戏，倒也颇有几分天然的野趣。学生区又大致分为两部分，进校门后右手一排建筑属教学区，左手一排建筑属生活区。
    学校的办公楼坐落在进校门后正前方的位置，有五、六层楼高，学校的党政管理机关和各系办公室都集中于此。楼前有两片草坪，虽不大，却干净整洁，葱郁的浅草中点缀着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在乡野气息的校园中很是漂亮。课余饭后，很多师生会在这里看看书，晒晒太阳，或者海阔天空地聊点儿理想。
    办公楼后面是新建的教学大楼。记得刚入校时，楼前还堆了很多脚手架、建筑材料。一开学，学校首先安排我们参加建校劳动，清理教学楼前的杂物。同学们说说笑笑，干起活来热火朝天，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对于这样一堂在小学、初中勤工俭学才有的“劳动课”，感到既兴奋又新鲜。
    紧邻教学大楼的是图书馆和医院。那时馆藏图书好像只有30万册。由于4届在校生总共还不到2000人，加上在各班教室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所以图书馆阅览室的位子经常坐不满，一般不会发生在图书馆抢占座位的事。图书馆阅览室是我在课余最爱去的地方之一。常常是吃完晚饭，在图书馆找上几本书或杂志，静静地读着，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而学校医院则只是看一点头痛脑热的小病，遇到大病或疑难杂症，就需转到市区大一点的医院去了。
    生活区的建筑则依次为篮球场、女生宿舍、食堂和男生宿舍。那时还没有礼堂，学校举办学术讲座、放电影或搞文艺晚会等大型活动，一般都安排在食堂举行。由于没有运动场，在办公楼和教学楼之间的空地上，学校专门整理出一个简易足球场，一些爱好足球的同学就只好在此将就着过过瘾了。

三、学生生活
    入学时，我们八一级工经班52人，其中男生37人，女生15人，应届毕业生约占一半。历届生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当过兵，有的下过乡，有的当过工人，还有的历经多年拼搏才“中举”，因此我们同学中的年龄差距虽然不像78、79级那么大，但也达到了10岁——最大的25岁，最小的才15岁。
    那时，学生宿舍资源十分紧张。一间十五、十六平方米的宿舍要摆5张床，上下铺，住8个人，留两张空铺让大家摆放箱子等行李。宿舍里有几张桌子供自习使用，不过我们自习一般都去教室，偶尔在宿舍里打打扑克、下下围棋，也看看电视。当时每个班都配发一台电视机，平时放在宿舍，每每播放《霍元甲》这样大家都十分喜爱的电视连续剧时，某一个宿舍就会挤得满满当当的。看完电视，一些意犹未尽的男同学还会在楼道里唱《万里长城永不倒》。而遇到足球、女排等有中国队参加的国际重大体育赛事转播时，就会把电视机搬到教室里来。男女同学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激动处时而高声喝彩，时而唉声叹气，在节日般的气氛中大家尽情宣泄青春的激情。
    学校的伙食相当不错。当时国家给在校大学生的粮食定量好像是每人每月36斤，用饭票买饭。那时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大小伙子，饭量大，饭票总处于紧张状态，常常是女生用余下的饭票接济饭量特别大的男生。时间长了，有的男生摸到了一个规律，就是买一、二两饭时，食堂打饭的师傅一般不会给的太少，于是想出一个主意，用4两饭票分两次买，每次2两。这样虽然麻烦一点，但感觉4两饭票能吃到半斤的饭。食堂有时会供应夜宵，至今还记得学校的“炒米粉”，软糯的米粉放上点青菜、蘑菇或豆芽，间或有点牛肉丝，再加一点辣椒，爆炒几下即可入口，真好吃！
    那时上大学基本是免费，所有学生都不用掏学费，由学生自己承担的费用只有书本费一项。由于被褥、蚊帐和脸盆等生活用品均从家里带来，住宿也是免费的，所以自己开销很少。记得第一学期开学时，父母考虑到要添置的东西可能会多一些，让我带了80元钱。以后每学期开学，我只带40元钱就够了。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国家提供助学金。高考录取时，学校在寄给每个学生的通知书中都附有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经当地政府部门审核签章后带回学校。这个调查表就是入学后核定学生助学金水平的依据。农村学生和来自城镇的家庭困难学生一般能享受较高额度的助学金。当时助学金的额度最高为每月21.5元，其次大致分为20.5元、19.5元、17.5元、15元、13元、9元等档次。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一个学生有17.5元就能解决一个月的吃饭问题。我每月20.5元的助学金，除用于吃饭外，还会剩一点零用钱用于买牙膏牙刷等少量的日常生活用品。
    两三年过后，国家开始改革助学金政策，即对困难家庭的学生继续实行助学金制度，但补助标准逐年降低；同时将结余下来的钱用于设立奖学金制度，对品学兼优的学生进行奖励。记得我在大三时获得了一等奖学金，学校奖给了我80元钱。那时的80元钱，觉得还真不少呢。

四、同学情深
    那个时候还没有实行学分制，也没有选课制度，系里一张课表发下来，所有的同班同学学习内容一样，所以我们每个班都有自己固定的教室。当时学习安排和高中差不多，每天也是6-8节课。但学习方式变化比较大，除了老师讲授之外，自学、讨论的时间多了，尤其是各种讲座，大家都非常踊跃参加。印象深刻的是金祖钧老师讲授的《西方经济学》，他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娓娓道来的讲课风格，激发了同学们对这门课的浓厚兴趣。还有一次，江西师范学院艺术系的一位老师来讲如何欣赏交响乐，介绍的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和“梁祝”。那优美的旋律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我，从此让我与古典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除上课外，我们搞文艺晚会、体育比赛、春游或秋游等集体活动都是以班级为单位的。每学期一般都会组织一场文艺晚会，大家自编自演，吹拉弹唱，形式多种多样，同学们来自许多省市，有的“身怀绝技”，在文艺晚会上纷纷展露才艺，有歌有舞，还有逗笑的相声、小品。男生更喜欢的是体育比赛，每次学校运动会，大家都会踊跃参加，没参加的同学或组成啦啦队，呐喊助威，或组成服务小分队，做好后勤保障。每次活动都是增强班级荣誉、增进同学情谊的机会。
    在这样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中，我们的“班级”概念特别是“同学”概念很强，大家亲如兄弟姐妹，感情很深。那个时候，大家学习都非常刻苦，晚饭后，很少有人回宿舍休息，大部分人到教室或图书馆阅览室上晚自习，直到晚上九、十点才回去。当然，每天晚上也少不了半个多钟头或者更长时间的卧谈。那个年代大家思想都还比较保守，藏在心底的浪漫爱情是很少拿出来分享的。就业问题也不是大家当时关注的重点，大家最喜欢交流的就是谈论各地见闻，天南海北地谈理想、论时势、聊家庭父母。因此，同学之间，谁家情况如何，谁有几个兄弟姐妹，甚至谁家养了几头猪，都彼此知晓。正是当年深厚的同学情谊，毕业至今近30年，我们同学之间仍都保持密切的联系，无论谁遇到困难，大家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相互照应。

五、毕业分配
    复校后，江财开始有名气主要是缘于学生的毕业分配。当时国家人才紧缺，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特别是中央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后，财经类人才尤为短缺。那时江财学生的分配去向看起来十分诱人，很是让别的大专院校学生羡慕。
    我们作为江财复校后的第四届毕业生，延续了前三届毕业分配的势头，大部分分配到了中央和省级机关及大专院校工作。从我们班的情况看，有7人分到了北京中央国家机关，近40人分到了省一级机关和大专院校。
    说到来北京工作，还有一段小插曲。我们班都是江西考生，绝大部分人没出过省，更没到过北京。毕业分配时我们班许多人并不愿意来北京，说北京吃窝头和杂粮，蔬菜品种少，生活会不习惯；空气干燥，风沙大，气候会不习惯；再加上南昌到北京路途遥远，当时坐火车要两天一宿36小时，探亲会不方便。因此，那时大家认为最好的分配去向是江西省政府机关部门。
    事实上，这些顾虑在当时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记得刚到北京工作时，粮食仍实行计划供应，单位发给我的米票、面票和杂粮票大概各占三分之一。一开始，还真不得不吃了一些面食。后来，同事之间熟识了，部分不喜欢吃米饭的北方同事和我们南方人互换米面票，这个难题很快得到了缓解。再过几年，粮食计划供给取消，大米敞开供应，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其实以现在的观念来看，我们南方人的主食结构也应多元化，适当吃一些面食和杂粮，会更有益于健康。

    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现在的母校无论在校园建设、招生规模、教学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学生，无论在哪里工作，母校的一草一木总是魂牵梦绕、念兹在心。对母校取得的每一份成绩都会感到由衷高兴，而三十年前的点点滴滴已成为最美好的记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