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怀念戴士根老师

【编者按：此文由学院81级工业经济专业校友廖路明撰写于2024年全国第40个教师节，后刊登于2024年9月15日出版的《江西财大报》。作者以温暖的笔触，回忆了求学于戴士根教授的点点滴滴，以及在校期间和毕业后戴士根教授对自己的关心和帮助，文字间充满了对恩师的怀念，凸显了一位江财工商大先生的形象。今再刊此文，以飨读者。】

戴士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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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9月10日，中国的第四十个教师节。每逢这个节日，我都会更加想念在求学道路上，那些为教书育人辛勤付出的老师们。印象深刻的就有我读大学时的戴士根老师。

1981年9月我考入江西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现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此时戴老师刚提任工经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我到校报到没几天，有位78级的邹姓师兄来宿舍找我，告诉我他和我是来自同一个县的小老乡，并说戴老师也是奉新人，让我抽空到戴老师办公室见个面。

我很快找了个空闲时间，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办公楼拜会戴老师。报上姓名后，戴老师满面笑容地把我迎进了办公室。他说开学前几天，翻看工经系新生名册，发现我也来自奉新县，感到很是惊喜和亲切，并让他早就相识的邹姓师兄来找我。百忙之中，戴老师和我聊了很长时间，他问了我家里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在学校学习和生活的详细情况，让我如有困难和问题随时去找他。从戴老师办公室出来，我深感他为人随和，对学生关心，对同乡热情。

估计由于教学和行政管理方面事务繁多，系里没有安排戴老师给我们这一届本科生讲授专业课程。印象中几次听他讲课，都是财经热点问题的专题讲座。戴老师不愧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学业功底扎实。他博古通今，讲课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且逻辑性强，学生们听他的课都听得津津有味。

1978年江财再次恢复本科招生后，戴老师为夺回被“文革”耽误的宝贵时光，积极开展财经问题的研究，经常出书写文章，笔耕不辍。那时江财校刊每期都会在媒体上刊发文章目录，其中有一期开篇就是戴老师的署名文章。我父亲看到后，将剪报寄给我，让我好好向戴老师学习，多动脑筋，加强对财经热点问题的研究，多动笔写文章，不要偷懒。

戴老师从事教学科研和教学管理四十多个春秋，先后主讲了国民经济计划学、中国工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投资经济管理等课程，并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和江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参加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国第一本《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撰工作，参加编写教材和专著20多本；多次主持过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的研究。退休后，戴老师利用在教务处长期任职的工作经验，积极发挥余热，担任了高教研究室主任，并兼任教学督导组长。直到2007年11月病倒后，他才不得不居家休养，此时他已年过古稀。

戴老师不仅在教学科研方面成果丰硕，行政管理是一把好手，在家还是一位孝子。我在江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得知戴老师正在老家陪父母过年，便邀请他到我家来吃个便饭。江西冬天冷，年近半百的戴老师戴了顶帽子来我家。他走后，我母亲告诉我，说这顶帽子的帽檐上沾了许多灰，说明戴老师在家经常帮父母烧火做饭，还说戴老师肯定是个孝子。母亲观察仔细，那时没有煤气，老百姓生活做饭烧的都是柴火，灰尘很重。

戴老师是独子，他对年迈的父母独自在老家生活一直很是挂念。尽管江财所在的南昌离奉新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路程，但由于过去路况不好，交通不便，再加上戴老师工作缠身，回趟老家也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情。戴老师在父亲去世后，不放心母亲独自在老家居住，干脆把祖屋卖了，将她接到南昌一起生活，直到老人家去世。

和戴老师认识后，每当放寒暑假回老家时，我都会主动问戴老师是否有物品带给他的父母；开学前，我也会主动到他父母家问是否有东西带给戴老师。一来二去，我与戴老师的父母、夫人和子女都熟络了。师母是上海人，做得一手好菜，我去戴老师家要是碰上饭点，老两口总是执意留我吃饭，我也从不见外，端起碗来就吃。虽然自己不胜酒力，但也会尽力陪戴老师一起喝上两杯。师母总是诙谐地说“小廖喝酒上脸，酒后像‘关公’”。

虽然我和戴老师在师生关系之外加了层同乡关系，但戴老师对学生一向一视同仁，并未因此对我的学业或职业的发展“开小灶”、“开后门”。戴老师经常告诫我，人生之路要靠自己去走，不能靠“天”吃饭，对此我一直谨记在心。我任班级干部、学生会干部，获得一等奖学金，包括后来加入党组织和大学毕业分配，都是事成之后，我再告诉戴老师的。看得出，戴老师听到这些消息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1985年我大学毕业前夕，根据学校工作调整安排，戴老师从工经系副主任提任计划统计系主任。尽管我们不在一个系了，日常见面接触少了，但一直保持联系。在校园里碰了面，戴老师都会停下脚步，亲切地询问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我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记得有一天，我接到戴老师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到，说计统系有一位女学生，在向他打听我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他拿不准姑娘是否有“那个”意思。如果我们俩彼此都有“那个”想法，在毕业分配时，他会考虑这个因素，尽可能成人之美。后来我写信告诉戴老师，我和那个姑娘只是熟识，并无做男女朋友之意，况且那时我已有了女朋友。虽然此事就此作罢，仍可见戴老师对我的关心。

我在北京工作期间，戴老师会时不时来北京出差。有时是陪校领导来财政部或教育部相关司局汇报工作，有时是来学习，更多是来开会。只要有时间，戴老师都会和我联系，我们会一起吃个饭，一起交流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还会一起拉家常。碰到我父亲来京住在家里时，我还会邀请戴老师来我家里和父亲喝上几杯。

有一年我回老家探亲，从南昌回京时，我照例在上车前去青山路的财大教工宿舍看望戴老师。上楼敲门，无人应答，打戴老师手机和家里电话也没人接。我再打师母手机，电话那头传来低沉的声音。师母告知，戴老师已住院一些日子了，她正在医院陪护。我抓紧时间赶到医院，看到戴老师身上插满了管子，虽然能说话，但声音很虚弱。我紧紧地握着戴老师的手，久久不愿松开。离开病房后，我一路想起我和戴老师从1981年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心想这可能是我们师生相见的最后一面了。

果然，过了几个月，我的师兄、母校的吴照云副校长联系我，说戴老师不幸走了。听闻噩耗，我在办公室呆坐了半天，久久没有缓过神来。遗憾的是，当时因工作原因，我难以请假赶到南昌亲自送戴老师最后一程，只得给师母打电话，望她及家人节哀顺变，并拜托友人替我送花圈致哀。

虽然戴老师离世已有许多年了，但他为人师表的风范，他的音容笑貌永驻我心！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永远心存感激！

（作者系学院81级工业经济专业校友廖路明，曾任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中国农业银行董事等职）